既平云南之明年，群蠻蠢動，同日煽亂，所在逐官守屠城郭，永昌受害為劇，既數(shù)月次第，復平之，致其酋帥于京師，天子以為教化，未加罪，不在蠻一，置之不問，且即其酋帥而任之重憫，永昌之慘于蕩覆也。以元左丞李公忠，謹可屬命僉云南指揮，事往撫之，公至，宣朝廷德意，招徠反側，一年始定，乃城其故址建樓東南之沖，名曰安邊定遠。遵古制也，夫邊遠非一樓可安定也，而安定之功，樓與城或有助焉。且邑之有城，城之有樓，古先圣王所以限封守，固民心也然，非以為恃也，況永昌壤地與八百、緬、車里、犬牙相制，諸蕃人面獸心，窺伺我勢，非威不畏，是非可植表限仁義化也。則城守樓櫓之備，尤不可緩。昔張仁愿筑三受降城于河外，虜至必敗于其下，是必有道矣。不然城費、城朔、城東何以并列于經(jīng)哉。蓋言城之不可無而備之，不可弛也。樓安得已乎。雖然封疆不足以界域，河山不足以險固。雖百樓何補，又必有道矣。曰：在得人前永昌文學，掾夏百通嘉，李公能恢前業(yè)，率其徒歌以美之，命臨安寄客王景常序之，詩曰：